近期，87岁的谢邦君在《台州晚报》报纸上连续发表了几篇忆旧文章，文字质朴，文笔灿然，受到了众多读者的关注。老人的自白：“临海西乡，是我的世代祖居地。一直未曾动笔写过西乡，是因为我舍不得分享这片遗落在我的记忆之中、尘世之外的本乡本土。少小离家，每次回来，我总是在静静地看，慢慢地想，只有经历过那厢热闹的人，才能懂。”字里行间，无不透出游子对故土无尽的思绪和深沉的爱恋。

谢邦君的文章，写的都是他的亲身经历，文字感情真挚，生动形象，尤其是细节描写十分感人。行文风格文白夹杂，古早的台州土话俚语信手拈来。文中透出一股依稀的民国风，让读者如拥暖阳。

最为平实的文字，却打动了最广的人心，让人不禁好奇，这是一位怎样的老人？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记者拜访了谢邦君，走进他鲜为人知的一生。

以最平实语言讲述最动人经历

在出发前，记者再次拜读了谢邦君的文章。先是《我的秦望山》《我见过周至柔》，再是《我所知道的陆翰文先生》。

谢老所讲述的几个故事让人总觉得仿佛隔着一层薄雾，在看一场朦朦胧胧的镜花水月。这其中让人看不真切的，大抵是岁月。老人所回忆的都是六七十年前的陈年旧事，实在是隔得太长、太久的一段光阴。而他的描述很清晰，每个时间节点都是那么清楚乃至精确。

在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透过文字去看这些迂回跌宕的过往，总会觉得既遥远又惊心，但这就是谢邦君最真实的人生经历。各位历史人物隐现于烟火中，真实的才最打动人，读来只觉回味无穷。

精神矍铄的87岁老人

拜访谢邦君，走的是乡野小道。几年前，孩子们给谢老夫妻俩在三门乡下的一处山岙里置办了一栋采光还不错的房子养老。小车在蜿蜒的小道上前行，午后难免困倦，所幸沿路是一片片层林尽染的红杉，透着旺盛的冬意，让人保持清醒。到了目的地浦坝港镇庙屿村后，山路越显狭窄，转角绕个弯到了后，豁然开朗。

初次见到谢邦君老人，他正和老伴朱春莲一起，站在自己的农家小院门前。谢邦君身形消瘦，但腰板挺直，声音洪亮，眼睛和蔼地眯着，一点也不像87岁高龄的老人。

见到记者，夫妻俩热情地上前打招呼，一只大名“轮胎”的精壮小黄狗趁机上前嗅了嗅，欢快地摇起尾巴。

谢邦君，这位见证了诸多历史的老人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教书育人。他生在临海西乡，学在城里，后来远赴杭州求学。毕业后分配在台州师范（台州学院前身）教书，因为各种因缘际会，调到三门当了30多年数学老师，1997年在三门电大退休。

很意外，写出那么多感动人心文字的老人，竟是一位数学老师。可能正应了那句，好文章出自理科生。

“做一辈子教书匠，臣服于生活，忙于衣食，糊口四方。”这是谢邦君对自己一生的概括与评价。

跌宕起伏的年少时期

谢邦君出生在一个动荡的时代，他的童年时光充满了战乱和苦难，但这并没有击垮他坚定的信念。“上学的时候一心想着把书读好，工作以后一心想着把学生教好。”交谈间记者能感受到，这是一个十分纯粹的人。

“我小的时候，西乡山高、地薄，人却稠，西乡人有两个最大的特点，要么当兵，要么读书。”谢邦君舒展了眉头，往事历历在目。

“临海西乡的民风历来比较彪悍，因为西乡资源有限，为了抢夺资源，乡民间经常会大打出手。落下风者，花钱找土匪出气是常事。土匪一言不合就会擦枪走火，还会躲在某个角落冷不丁给你个黑枪。那时候偶尔会听到大人们说，哪个乡长在茶园岭被土匪赏花生米了，哪里的土匪又互相打起来了，有些邻里说自己走在街上还听到过枪声。”谢邦君说，“那时候我十来岁吧，后来就很少听到这些事情了，估计土匪们是被镇压了。”

“留贤村”的故事

与谢邦君细细地聊，记者领略到了不少或新奇或沉重的历史。

谢邦君是在临海留贤村（今永丰镇）读的初小，之所以叫留贤村，便有一段历史。

“郑广文是盛唐诗书画三绝的一代通儒，给台州人开教化的。有一年他到台州任教，学生并不是很听话，惹得郑广文甚是恼火，遂收拾行李准备回杭州。很多学生舍不得他，在半路上将他截住，尽力挽留，最后郑广文没走，那片地方也得名叫留贤村。”谢邦君说。

那段历史，好像轻飘飘几句话就能说尽，但是那个时候的谢邦君，日子其实过得很难。“读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我还不到十岁，住在留贤村外婆家。那个时候条件不好，家里吃不上好东西，每当初一、十五，逢年过节的时候，外婆为我准备好菜，她自己吃糠咽菜。”

何为“卖炭翁”

在读中学的时候，谢邦君还收获了一个外号——“卖炭翁”。

“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年少时的谢邦君，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他在城里的回浦学校读了高小和初中，在台州中学念了高中。从初中到高中毕业，他吃不起学校里正儿八经的饭菜，就自己在学校某个角落用几块砖头搭一个灶子，找点木柴自己烧。运气好有菜就烧点菜，没有菜的时候就去田里挖些番薯，撒点盐，凑合凑合就是一顿饭。

这期间，对他来说最大的人生奢侈和世间美味，就是曾花3分钱，在临海十字街头，买过一碗山粉羹。6年间，他的十根手指上，因为烧灶沾上去的黑黢黢的炭灰就从来没能洗干净过，因此在学校的老师和同学间，得了个响当当的外号“卖炭翁”。

“临海西门外朱方涂村上面城墙下的悬崖突出，有几十米高，像一根根蚕，我们都叫它蚕岩。中学时，我经常在这上面挖山笋，拿到学校烤来当主粮吃。”谢邦君说，岩石光滑，经常有小石头掉落，一不小心就会坠崖或者被石头砸死。

“在崖上采笋时，我曾一度对前路迷惘绝望，也曾想跨出一步就一了百了。最后我咬牙支撑，其他都不管，只知道唯有读好书才有出路，才有资格说未来。”谢邦君表情平静，眯着眼睛望向远处，幽幽地说。

凛冬一天，先是雪霰子，然后是雨夹雪，他因为担心脚上那双两边破洞的布鞋踩坏，就把破布鞋兜在怀中，光着脚走去上学。从家里八叠走到回浦初中，25里，他走了两个多小时。刚开始冷得很，再就是双脚完全麻木，到学校后自己的脚都不太晓得，完全没有知觉了。

这段求学路，谢邦君咬牙走了近十年，因为一路饥寒交迫，到高中毕业时，他只有78斤。

直到1956年，他考进浙师院（原之江大学）数学系，上学有了国家补贴，日子开始好过一点。大学毕业后，体重长到118斤。

做一辈子教书匠

“老倌人一辈子喊不来口号，也讲不来好话，是一个踏实得过头的小老头。他是个文弱的书生，却能挑起140斤的重担。”谢老的大儿子谢立广这样说父亲。

1960年，谢邦君毕业于杭大数学系（1958年，浙师院改名杭州大学），开启了教书育人的一生。

“在三门小雄镇（现在改名浦坝港镇）中学教书，家里是单边户，户口就在庙屿村。上有老下有小，我们家日子过得一直很艰苦。既然村里分了地，自然要务农，我虽然瘦弱，但是肩能扛手能提，担起140斤的重物不是问题，这是我经常干的事情。”再看如今87岁的谢邦君，他的脊梁并没有被这140斤的担子压弯，相反，依然挺直、坚硬。

“教了那么多年书，我一直以来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想教自己的书。”谢邦君说，物资匮乏的年代，很多家庭让孩子年纪轻就辍学务农养家糊口，但是他觉得，不管日子怎样难，孩子们还是应该把书读好。

“我爸爸当初经常干的事，就是挨家挨户到学生家里，说服辍学的孩子回来上学。”谢立广说，父亲如果感觉这个学生用功、踏实，就会千方百计去把学生拉回来上学，“我爸爸在小雄的门生故旧很多，出了很多人才，学有所成的孩子都感激他。”

有一年，谢邦君专门成立了一个高复小班，他给校长提要求，由他选8个他觉得很有资质的孩子，其他学生由校长来定。每一个孩子他都跑到家里找，有几个不愿意来，他就跑了好几次。

“当初的小雄，地处偏远，是三门的“西伯利亚”，乡人习惯了在山边地头海角找食，学风不盛。这些孩子当初也是家里人不让上学，认为孩子读点书能识字就可以了。但是我觉得他们很有潜力，也用功，不上学太可惜了。”谢邦君说，他往这些孩子家里跑了很多次，做了很多思想工作，终于将孩子们拉回来上学。

最后，这8个孩子都考上了心仪的高校。

门生故旧众多

“我在沿江、小雄分别挖出过一些人才，当然这里最重要的是他们自己的努力，我只是踢个头（引领）作用。其中和我最最对脾气的是吴祖成同学，他在我的学生中是最有成就者之一，是浙江大学的教授、博导、国家863科技行动计划的领衔科学家，也算是我给国家给社会尽过一份力。我如今用来写作的iPad，就是他送给我的。”提起自己的得意门生，谢邦君又眯缝起双眼，眉眼间全是笑意，言辞中带着满满的欣慰。

“有一年，吴师兄来给二老拜年，他扑通一下在我爸妈面前跪下，行叩拜大礼。他说，实在是感谢我爸爸的师恩，没有我爸爸就没有他的今天，说老头是他的贵人。把二老感动得不要不要的。”谢立广说。

有了精神寄托，就不惧年龄增长。算起来，谢邦君是在今年六七月份正儿八经开始写作，距今不过小半年，在临海西乡长大的他，有着难以割舍的故土情结。他将藏在记忆深处的“西乡记忆”记录下来，先后写下数篇回忆文章。文章刊发后，望潮APP点击量均超10万+，引起了无数人的共鸣。

“没有说我一定要写什么，我一有灵感就写，有时候写到后半夜，有时候清晨起来写。”谢邦君说，他写困了就睡，等到想写再提笔，“‘无为’便是‘为’”。